《轉基因科普:難在何處路在何方》

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加強農業轉基因生物技術研究、安全管理、科學普及”,**將轉基因科普與研發和安全管理并列。而且,與往年的一號文件相比,“分子育種”的委婉表述被“農業轉基因生物技術”替代。這表明了中央對轉基因研發的鮮明態度,有助于轉基因議題的脫敏,糾正當前輿論污名化轉基因技術的傾向。

事實上,各種轉基因科普此前一直在進行,但整體看,這些脈沖式的科普活動并不系統,受眾面有限,形式較為單一,因此成效并不明顯。讓很多科學家和科普工作者有些沮喪的是,猜疑、抵制甚至謾罵轉基因的言論在網上一直甚囂塵上。這讓我們不得不發問,轉基因科普為何這么困難?

□轉基因科普為什么難

公眾的科學知識程度,并不能決定轉基因接受度

在談論轉基因科普前,不妨先換個問法,要不要轉基因科普?之所以這么問,并不是讓轉基因科學家或相關科學界放棄與公眾的交流,而是因為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世界各國科學傳播研究者30多年來對轉基因的研究表明,轉基因爭議是公眾心理認知特點、社會背景以及科學延后的傳播體制相結合的產物,并不完全是由于公眾的轉基因知識不夠。

在這種情況下,用高舉“轉基因科普”大旗的方式來促進與公眾在轉基因問題上的交流,非常容易把解決方案——雖然現在并沒有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限于加強對公眾的知識教育。而公眾的科學知識程度并不能決定公眾的轉基因接受度,這幾乎是科學傳播實證研究的共識。

在對轉基因議題進行傳播研究之初,學者們認為,科學知識水平對于人們接受新科技至關重要。但研究顯示,公眾對轉基因的風險意識與他們的生物知識水平沒有相關性,不同類型的知識對受訪者覺察到的轉基因的風險和收益在統計上也沒有顯著相關性。受眾風險意識的高低與“不可知效應”緊密相關。所謂“不可知效應”,就是公眾相信圍繞著轉基因還有大量的未知因素。其他學者則斷定,與其說更高的知識水平決定了人們對轉基因的接受度,不如說較高的知識水平啟動了人們理性認知的快捷方式,讓人們更傾向于基于風險與收益來衡量轉基因。

該如何理解知識沒有起到其“應有”的作用呢?心理學的認知原理中有一個基本假設,即人類認知能力有限。在長期的進化過程中,為了克服人類的有限認知能力,我們的祖先養成了諸如只關心對自己最重要的事情(選擇性記憶)、選擇性遺忘、更關注負面消息(負面偏好)、動機性推理(人們往往本能地選擇證據,維護自己的既定觀點)等“好習慣”。無論如何,這些習慣讓我們回避風險,更加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認知資源。

可回到轉基因問題上,一個尷尬的局面是,當公眾不關心時,很難對他進行轉基因的知識普及,普及了也記不住。但當各種有關轉基因的負面消息充斥媒體或網絡空間時,人們會迅速形成對轉基因的態度,這種態度大多時候是負面的。而一旦形成這種態度,人們遇到新的轉基因信息時,往往本能地把它與自己的既定態度做比較,然后迅速做出決定。不用說,在大多數公眾對轉基因的態度趨于固化之際,做出回避或拒絕決定的人不在少數。

對政府和科學家的信任度,與對轉基因的接受度相關

2006年,一項關于中國公眾對生物技術輿論的調查表明,人們的教育水平(是否擁有大學以上學歷)與其對各項生物技術(含轉基因農業、轉基因食品、基因檢測、克隆人類細胞等)的接受有明顯相關性。

為何中國的研究結論會與前述知識作用有限的研究結論出入較大呢?原因之一是時間差異。對中國的研究,最晚在2006年進行,其時中國公眾對轉基因的態度尚未固化,知識仍有用武之地,但這只是表面原因。另一個更加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學歷差異也代表著對科學界的信任度差異。在沒有其他因素影響下,學歷越高越容易信任科學家的工作。最近還有研究發現,中國的理工科研究生支持轉基因的接近90%,原因很可能也在于此。

實際上,許多學者相信,體制性信任特別是對公共機構的信任,是人們對轉基因技術具有較低風險意識和較高接受程度的主要因素。所謂公共機構,既包括管理具有潛在風險性技術的政府部門,也包括開發這些技術的科學機構、科學家和企業。

這很好理解,因為公眾需要政府為新技術的安全打包票并管理可能出現的風險。就轉基因技術而言,在公眾認知水平和需要全面理解轉基因技術所需要的知識之間總是存在差距,如此一來,體制性信任就成為填補這一差距的心理手段。

如果缺乏體制性信任,人們對轉基因的接受度就會明顯降低。例如,1990年代末,有研究者將相同的有關轉基因安全性的信息拿給兩組英國公眾看,告訴其中一組這是科學家的結論,告訴另一組這是英國政府的結論。結果后一組對轉基因安全的認可度明顯低于前一組。分析認為,這是英國政府在瘋牛病問題上隱瞞真相的結果。

除政府外,體制性信任也體現在對科學權威的尊重上。近年來,大量研究表明,尊重科學權威和信任科學家對人們接受轉基因等新興技術非常重要。一項**發表的對澳大利亞人10年來對轉基因態度變化的研究也表明,對轉基因技術的接受度與對科學家和管理者的信任顯著相關。

總結上面介紹的研究發現,我們可以認為,公眾的知識水平并不能確保他們接受轉基因,對政府和科學家的信任度與人們是否接受轉基因有很強的相關性;相信科學權威對于人們接受轉基因有很強的影響。

科學家對熱點事件的回應,往往晚于媒體對它的報道

通過上述分析后,我們不得不提出另一個問題:如果把人們是否接受轉基因的主因歸結為認知習慣、信任與價值等心理因素,那就難以解釋,為何其他的爭議性科技沒有像轉基因這樣遭到這么多非議?為何轉基因議題在世界轉基因研發與應用第一大國美國沒有成為重大的爭議甚至話題?

實際上,這又涉及社會體制與人類認知因素的互動。1990年代初期轉基因爭議初起時,歐洲以反核和反企業污染為標志的環保運動剛剛取得階段性勝利,很多環保組織和社會運動組織者亟須新靶點,轉基因來得“恰到好處”。另一方面,科學家對與公眾交流的輕視讓他們迅速喪失了話語權,到2003年英國就是否讓轉基因產業化舉行全國性辯論時,科學家和政府方面一敗涂地。

但科學家的失敗不都是因為他們放棄傳播,轉基因知識在輿論場的缺席,與科學共同體邏輯和媒體邏輯的錯位有關。一項對近15年來世界主要英文媒體對轉基因突發事件報道的研究發現,科學家或生物技術公司的信息發布總是比這些事件的新聞報道慢了一拍,錯過了媒體關注的焦點時期,相應地減少了公眾全面獲取轉基因知識和正面信息的機會。究其原因,是因為科學家要對事件進行調查,而生物技術公司要用低調避免爭端引火燒身。結果,等科學結論出現,媒體的興趣已經銳減,這導致在有關轉基因的新聞辯論中,各方力量并不均衡。中國轉基因科研與產業界同樣存在這種回避熱點新聞的情況。

回溯中國轉基因輿論的演變歷史,很多人會想到一些媒體報道直指科學家因個人商業利益而力推轉基因水稻產業化。這些報道在價值立場上為讀者構建了對利益勾結的控訴,引發了公眾對轉基因的質詢和抵制。而這種抵制,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緣于公眾對轉基因知識了解不夠,而是基于公眾相信科學家具有商業私利,這破壞了他們對科學家和相關政府部門的價值認同,進而影響到他們對科學家的信任,而較弱的體制性信任又與較低的對新技術的接受度緊密相關。

正是這些社會因素和社會事件,使反對轉基因的輿論經常占上風,并與人們心理認知方面的“偷懶”原則結合,在轉基因問題上形成了公眾輿論的固化。

□轉基因科普該如何進行

開展公眾參與的科學活動,讓各種聲音平等發言

上述分析表明,轉基因爭議的形成是心理認知、社會、政治、科學、經濟等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而各種研究比較一致的一個結論是,知識程度不能決定人們對轉基因的態度。

另一個非常確定的結論是,對政府和科學家的信任與人們接受包括轉基因在內的新興技術密切相關,這對中國的轉基因決策尤為重要。長期以來,有關部門為了避免爭議,在轉基因問題上回避公眾質詢,透明度嚴重不足。殊不知,這只會惡化人們對政府的信任,并進一步減弱**對轉基因的支持。

基于這些研究結論,我們的轉基因傳播可在以下方面著力。

首先,研究結論表明,相比于科學知識的多寡,對科學權威的尊重程度更能影響人們對轉基因的支持程度。這意味著,從事轉基因研究的科學家,要走出實驗室與公眾積極溝通,讓公眾通過對科學權威的信任轉而更加理性地看待轉基因問題,并將自己的結論建立在對轉基因利弊的合理評估基礎上。

其次,雖然知識本身不能改變受眾的態度,但仍有必要堅持甚至強化傳播正確的轉基因知識。這一工作的目標不是要就此扭轉公眾的態度,而是要讓正確的知識盡可能“占領”各種信源,讓公眾“啟動”理性認知時可以找到正確的知識,也讓非專業的傳播工作者在傳播相關知識時有據可依。

第三,科學家走出實驗室,不僅是擠出時間多開幾場轉基因科普講座或多發表一些科普文章。更重要的是,當公眾關注轉基因議題時——這通常是轉基因爭議再起或新問題出現時——他們要及時看到來自科學家一方的積極而理性的聲音。

第四,要進行轉基因科普,不能僅僅靠啟動一批新的科普項目,更需要整個科研考評和科研組織體系的變化,將廣義的科學傳播工作以某種方式納入科研考評體系。比如,像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一樣,將特定比例的科研經費(一般不超過5%)用于科學傳播。這能使科學家與公眾的溝通,不再是費時費力又不討好(不能記錄為學術成績)的行動。

**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要認識到轉基因議題已經超出科學本身,成為現代社會民主政治的鮮活體現。只有積極開展各種公眾參與的科學活動,比如有關科學的聽證會,讓各種聲音平等發言(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各種觀點都占有平等的地位,平等參與并不能以犧牲科學真理為代價),才真正可能促進公眾對轉基因技術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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